泥土，一层一层被揭开，10个月的时间，让桥津上街遗址的历史脉络逐渐清晰。

△遗址全景照。华西都市报戴竺芯摄

7月26日，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去年9月到今年6月期间，该院对新津县五津镇桥津上街考古遗址进行发掘，发掘面积平方米，是成都发掘面积最大的汉代遗址！

△门道处铺设卵石，排水设施通往古河道，周围散落的生活用器有几百件之多，怎么看都不像民居。

（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汉代乡村遗址在四川发现极少！即使全国也不多见。

值得一提的是，此处汉代遗迹上，考古人员还发现了一间约平方米的“饭店”。

灶还在灰已冷

汉朝人可能在这儿“下馆子”

“这里出现了几百件钵、罐等生活用具，而普通人家是不需要这么多的。”发掘现场负责人杨洋说，“我们推测该房址是面店、饭店等用作商旅坊肆性质的厨房遗迹。”

△出土的汉代陶片（鼎、釜、盆、甑、折腹钵等，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这处标记为F7的房屋遗迹，是成都平原首次发现汉代商旅坊肆性质房址！汉朝人，可能就是在这儿“下馆子”。

成都平原此前也曾出土过汉代遗迹，但面积都在几百平方米。今次的汉代遗迹，是成都发掘面积最大的一处，而且保存完好！

杨洋介绍说，F7房址得以保存，主要得益于该遗址的汉代地层之上有厚约1米的洪水淤积层，对于汉代堆积起到了很好的保护作用。

△F7出土的折腹钵，里面放置的有五铢铜钱（图据华西都市报）

筒瓦围起来的设施底部，发现了大量的灰烬堆积，和许多生活用器。此外还有少量纺轮和半两、五铢铜钱。这些东西，都佐证了该地在历史上的繁华。

此遗址的发掘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是研究汉代基层聚落不可多得的资料。对于研究成都平原居民的生产生活状况、聚落分布、经济产业模式、地形地貌等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搞清楚了

这里就是“新津老县城”

桥津上街遗址，位于新津县五津镇中国民航飞行学院新津分院西北门，小地名林家院子。遗址西侧约米即是岷江干流金马河。该地曾为新津县治所在地，至今仍有“新津老县城”之称。

这里，真的是俗称的“新津老县城”吗？

“此次发掘，基本厘清了该遗址的历史变迁。”杨洋说，“据新津县志记载，新津县城始建于北周孝明帝元年即公元年。到了公元年，县城迁到了五津镇，在此后的80年间，这里都是新津县城所在地。直到公元年才迁到如今的县城城址。时至今日，该地仍有‘新津老县城’之称。出土的遗迹，印证了文字资料和‘新津老县城’这一说法。”

梳理发现，此处遗址在汉代就已经形成一处较大规模的聚落；东汉至六朝时期洪水经常肆虐形成数层淤积土，居民迁离；隋唐时期，新津县城迁至此地；元明时期此处仍有大量居民；清代变为墓葬区；民国时期因五津机场的修建该地再次繁荣起来。

从汉代到近代

各历史时期文物都有出土

在这约平方米的遗迹上，还留下了丰富的各历史时期的遗迹和遗物，不仅仅只是汉代的。

唐代三彩器

唐宋时期遗迹中，发现了排水系统、灰坑、灰沟和房基。排水系统经过精心规划，与南部河道相接，系先挖基槽，然后用石板砌筑，顶部覆盖石板，现大部分已经被晚期人为活动破坏。排水系统围成的台地及周围发现有房基、灰坑等遗迹。发现的唐宋时期大型庭院基址，相关配套建筑设施和大量遗物等为确认新津隋唐县城遗址提供了重要依据。

带“王”字的兽面纹瓦当（明代）

此外，明代遗迹有房址，其上叠压的琉璃釉瓦当、兽面纹瓦当、“王”字瓦当等，说明了房屋的较高等级。

清代遗迹主要有墓葬，已清理24座。出土了青花瓷等诸多文物。

近现代遗迹发现有灰沟，灰坑，发酵池……甚至还有彩釉咖啡杯、“农业学大寨”瓷碗勺等物件。

总之，这里不仅仅是研究汉代基层聚落不可多得的资料。对于研究成都平原居民的生产生活状况、聚落分布、经济生产模式、地形地貌等，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成都自古就是

北方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

和长江经济带的交汇点

目前国家大力提倡发展“一带一路”经济，而新津县正处于历史上西南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无论是水路还是陆路，都要路过新津县尤其是老县城所在地五津镇。

充分发掘遗址历史文化内涵，与国家“一带一路”政策相互契合，对于研究成都历史，打造历史文化名城等都具有不可估量的历史价值和经济价值。

内容来源：综合成都商报成都日报

华西都市报

编辑：雕刻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