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斯科海拔高，空气稀薄也新鲜，新鲜的让你好像第一次认识到空气的存在。于是飞机也是不好在库斯科来往的，离开的那天，飞机刚提升起来，又猛地下坠了几秒，我心下一惊，抓紧了扶手，然而四下一看满机人都泰然自若的享受着这过山车般的起飞，于是生生将一声尖叫给扼杀在了舌尖，也摆出了享受的表情。

实实是出于民族荣耀感，不能给中国人的视死如归精神丢了颜面。

秘鲁人是害羞的，眼神相对的时候，秘鲁人总是先撇开头去的一方。

可秘鲁人的害羞里又带着一股热情，尤为体现在当他们听到我表示我并不会西班牙语后，反而如释重负，依旧滔滔不绝的用西班牙语跟我讲了起来。而我，为了不辜负这般热情，只能用“对”来应对所有的言语。

当年入侵印加帝国的西班牙士兵们，是不是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古印加人们滔滔不绝的用印加语跟他们表示：“你们不能碰这个，你们不能去那里。”然后西班牙士兵们也如我这般，嘴上一个劲的“对对对”应付着，开枪的开枪，放火的放火。

如今百年后，我这个中国人带着中文的小心思，但也和平的应对着，在他们用西班牙语向我推荐那盘蘸猪肉的辣椒酱时，我笑着说“对，看起来真棒。”然后拒绝了。

南美的每一个中心广场，都叫做武器广场。而位于库斯科的武器广场，是个坐在长凳上，看着行色不一匆匆往来游客行人，能看上一整天的地方。

人们的眼神相互打量，带着猜测，我也将自己变成其中一员，独趣变为众趣。

这个高原小城入夜后全城亮起金黄略带暗沉的灯光，像是刷上了一层年代久远的金漆。第二日，高原反应并没有如期而至，我这才安心的连夜喝起南美的美酒，还有撸着街边那每块肉都似巴掌大的烤肉串。说到这南美的酒，在我心里是全世界一等的好酒，特指那些粗糙杯子里，调出的花样百出的鸡尾酒们，细细说来也是要写上一篇文章的。

钦切罗（CHINCHERO）是个不大的村子，在距离库斯科一个小时车程的山洼间，如果不是跟着旅游团去游玩附近的古遗址，便是要搭当地人的巴士才能到的。

那种十人座的面包车，司机在路边盯着每个看起来有可能想要前往的人，立马一个步子上前询问，用中文翻译过来就是：“五块钱一个人走不走？”五秘鲁币是十块钱人民币，算起来自然是划算的，于是我和胡老师大包小包的往车里挤了去。坐在一旁的秘鲁老人没了牙齿，吧唧吧唧吃着街边买的甜奶酱拌水果，看得我也嘴馋了起来，鼓动胡老师买了一碗，尝了一口便皱着眉头不愿再看一眼。可见冲动是魔鬼。

我们在钦切罗，是没能预料到会遇着当地集市的。

地图上显示村子附近有个湖，步行也是要花上一两个小时的，我们于是拦了路边的三轮摩托车。秘鲁的拉客三轮摩托车内在结构大概和中国的是无一二般的，但是车的外壳却是可以任由司机自己自由发挥起来的。我们坐的那辆被漆刷成了天蓝色，画着火焰形状的翅膀，有的车是黑色打底橘红色的火焰纹路，粗鲁的写着不知意思的不同标语，我猜想秘鲁的年轻司机们可能都是重金属摇滚的爱好者罢。一路上还遇见过一辆在车屁股上刷着华纳电影公司标志的车，若不是广告趋势，那必然就是个电影爱好者了。

（以上三图为皮萨克PISAC小镇）

到达湖边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如计划中往湖边走，而是被几百米开外的巨大围场吸引了去。真真是一派旗帜飞扬，锣鼓震天的景象。看到更新奇的事物，人类总是善变的，我也不例外，于是到了，我们也没看到一开始想要前往的湖，究竟是个什么模样。

围场里是个集市，游乐设施简陋却相当种类齐全，手摇的小型旋转木马上围满了孩子，内圈是无数的摊位买着现场炸煮的食物，饮品，再往里走了去，就是卖商品的区域。琳琅满目的毛线手工艺品，穿着传统服饰的秘鲁女人们全都席地而坐，聊着天嬉笑，手里也没闲着。也有年轻的姑娘们相互帮忙打扮着，看起来第二日在这里会有一场狂欢。

我看着这些稀奇，却不料自己成为了这个午后集会里最稀奇的物件——亚洲面孔。在这山洼间的草原上，夕阳里，每个人都笑脸相迎，劣质的喇叭挂满了围场吵杂震耳，一时间不知是我不远万里前来，还是他们专门搭建了个戏台等我入瓮。

后来找了个游戏摊位玩打枪，很快身边就围了里外三圈。最内圈的是一群男孩，十一二岁，神情专注，在我失手三枪后，失望的一哄而散，留下了几圈只为来看亚洲游客的大人们。

不禁想，这个年纪的男孩们最可爱，眼里只有胜负和游戏，女人都是浮云。

那天早上，钦切罗供游客参观的小教堂，正在举行一场葬礼。教堂很小，墙壁上全是奢华的油画和鲜花，村落的人们安静的坐在前段参加葬礼，游客轰轰烈烈的从后面走过。

大概是个孩子，小小的棺材被漆成了明亮的樱桃色，放置在神像前，牧师用西班牙语吟唱着，清亮的歌声还合着教堂里随着父母一同前来的孩子们的笑闹声。生命又是一长交错。

我低声问胡老师，这像不像一场电影的开头。

镜头要从那个穿着黄色衣服坐在母亲腿上先是笑着玩耍，又接着小声哭闹起来的男孩脸上开始。

“在我六岁的那年，我参加了一个六岁孩子的葬礼。我在葬礼上哭闹着问我母亲要一把糖，那把糖她藏在橱柜顶上已经有三个月了。看到教堂中央樱桃色的那个小长方木箱，不知怎么的，我就想到了我的那把想而不得的糖，于是我便哭了起来。”

如今的库斯科大教堂里，摆着一副属于秘鲁人的《最后的晚餐》，与达·芬奇那副有所区别的是，耶稣面前的盘子里是一头烤豚鼠。那是秘鲁人最喜爱的事食物。

这些古印加后裔们，勤勤恳恳的继续留在这片土地上，与过去和解，也不妄想未来，他们羞涩的接受一切文明世界附加的礼教信仰，最终又狡黠的保留了一丝印加血脉。

我站在秘鲁的基督教堂里，看着满目的鲜花和雕塑，耶稣老人家被同样钉在了十字架上，只是遮羞布被秘鲁人们换成了古印加士兵的银造护裆。

心想，这是秘鲁人的最后一点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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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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