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与毛主义，曾在南美土地恣意生长，但却在不经意间孕育了光辉道路这样的怪胎。他们是救星抑或暴徒，或许取决于我们的观察视角……

本文节选自《安第斯山脉的生与死：追寻土匪、英雄和革命者的足迹》，作者：[美]金·麦夸里，译者：冯璇，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年4月30日星期天，我来到了位于首都东北部破败的贫民窟附近的这间最高警戒级别的坎托格兰德监狱，所有访客都站在高墙之外排队等候。

“留神你要去的是哪个牢房”，等待时，队里的一位老者适时地提醒我，说着他还用手比画了一个扭绞戳刺的动作，那是被用刀袭击或抢劫的意思，说完他就走开了。监狱里的杀人犯、强奸犯和盗窃犯都被关在特定的区域内；光辉道路游击队队员则被认定为政治犯，被关在另外两个区域里。

共和国护卫穿着紫色的制服，头上戴着贝雷帽，脚上穿着皮质的丛林靴。他们在我的小臂上按了几个紫色和金色的圆形印戳，还有几个用墨水印上去的数字。我们这些排队的人被一个一个仔细搜查过之后，才终于进入了监狱的高墙，之后又经过了六个检查站才来到了关押犯人的八个牢房区域。每个区域有四层楼，所有区域连在一起围成一个半圆形。牢房有间隙很窄的栅栏和窗子，有些犯人会从栅栏中间伸出手臂，他们其中一些人就属于秘鲁社会中最贫困的群体。

每个牢房区域前站着两名守卫。他们的职责是记录进入牢房探视的人数并确认从牢房里出来的和进去探视的是同一批人。守卫的位置就是国家设立的秩序的最后一道防线。走进牢房之后，掌握控制权的人就变成了囚犯们。

由于囚犯们在很久之前就已经将牢房门锁破坏了，所以他们可以在他们所在的区域里随意走动。狱警几乎从不进入这些区域内部，那里面也有严格的“丛林法则”：自制刀具、武器和毒品都很常见，帮派斗争和暴力导致的死亡事件更是时有发生。

光辉道路的成员是按照性别分别关在两个区域里的。此时此地我已经无法知道进入他们的牢房区域是不是比进入其他普通罪犯的牢房更安全。反正按照当地和国际媒体的说法，这种可能性不大。

美国的一份政治性杂志《民族报》（TheNation）称他们是“秘鲁的神秘杀手”。法国的《世界报》（LeMonde）称其活动为“这片大陆上最狂热和最神秘的颠覆行动”。《美洲观察》（America’sWatch）甚至干脆称“光辉道路是整个西半球出现过的最残忍邪恶的游击队组织”。

年6月，光辉道路的囚犯在利马的三所不同的监狱中导演了一场同时进行的暴动。他们劫持了一些人质，但基本要求只是改善监狱环境。暴动选择的时机恰巧是一次国际性共产主义者会议的举办期间。秘鲁总统阿兰·加西亚（AlanGarcia）只与在押人员进行了简短的协商，就将问题移交给军方处理了。

之后发生的一切大概算得上是所有监狱冲突解决办法中最残忍的一种。共有超过名囚犯被杀，其中很多甚至是在投降之后被朝头部近距离开枪射杀的。暴动被镇压之后，少数幸存者被转移到了新建的最高警戒级别的坎托格兰德监狱中，不过他们仍然扬言要为被屠杀的囚犯们报仇：一个囚犯的死，要由十个政府官员来赔。我此时走进的就是这座坎托格兰德监狱。

来探视的人员必须提供确切的被探视人姓名。我询问了一位监狱的托管人并且获得了一名女囚犯的姓名。两个守卫打开了关押女性光辉道路战士的牢房区域大门，我走进去之后，金属大门又在我身后被锁上了。

走进牢房区域后，我发现这里的空间十分巨大，天花板上有混凝土梁架。每根梁架上都贴着红色的标语。一个写着“欢迎来到明亮的坎托格兰德战壕！”另一个写着“秘鲁共产党万岁！”整个房间里还装饰着许多红色的三角旗，每面旗子上都有白色的斧子和镰刀的图案。很多年轻的女子在四处随意活动，她们全部都有黑色的眼睛和头发。

这些女性就是光辉道路招募策略成功的体现：在一个阶级意识突出的社会里，光辉道路为三个最弱势的群体——印第安人、女性和年轻人——提供了一种摆脱地区性也经常是宿命论式的贫穷的出路，只不过这同时也是一条暴力之路。据估计，秘鲁全国人口为万，武装的光辉道路游击队队员有～名，其中75%的队员年龄在25岁以下，至少25%的队员是女性。

从传统上来说，光辉道路依靠的是秘鲁境内安第斯山脉上贫困的当地农民的支持。这些说盖丘亚语的农民都是印加帝国的后裔。自从西班牙人征服这里之后，这些农民在过去的五个世纪中一直受到剥削，靠在仅有的一点点土地上耕种来勉强维持生计。在安第斯山脉上很多地方，人们的平均寿命只有49岁。大多数安第斯村庄中识字的人只占50%，对于自来水、供电和医疗服务更是闻所未闻。

很多观察者都认同，过去年中的西方式“进步”只是进一步扩大了贫富之间的差距，而秘鲁南部的安第斯山脉地区更是成为一片第三世界国家包围中的第四世界，无怪乎这里会成为光辉道路运动的诞生地和根据地。

20世纪70年代，光辉道路就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产生的。它为那些被忽视、被剥夺了公民权利的穷人阶级提供了一个新的生存之道（即武装斗争）和一种新的远大前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主义）。光辉道路的领导人将秘鲁看作革命之前的中国：一个半封建的殖民地国家，这里的农民长期以来只是在为那些恶名昭彰的非印第安精英群体创造财富。

都市与乡村，或者说“帝国主义”的北部和“受剥削”的落后的南部之间的财富分配越来越向两极化发展，这必将导致不可避免的阶级冲突。光辉道路看到了这个问题，并展开了长达十年的耐心的劝导和说服工作。56岁的秘鲁哲学教授古斯曼在年发起了这个运动，运动的宗旨是创立一个强大的共产党，并建立受到农民支持的农村根据地。一旦这些目标得以实现，他们就会依据毛泽东在中国的成功战略将运动推进到第二阶段，即先占领农村，最终包围并夺取城市。

年，古斯曼曾主持了一次光辉道路的委员会议，为了这个特殊的场合，他还将自己的名字改为贡萨洛同志（ComradeGonzalo，这个名字来源于日耳曼语中的“Gundisalvo”，意思是“斗争的天才”）。在会议上，贡萨洛宣布党已经做好了“推翻城墙，迎接黎明”5的准备。推翻“资本主义”秘鲁的战争就此打响了。

在坎托格兰德监狱内，到处都是混血女子和悬挂的红旗。我站在牢房区域内等候，直到一位年长的女性微笑着朝我走来。这位女士的头发已经斑白，向后梳起在脑后盘了一个发髻。她穿着运动衣和长裙，看上去就像一位邻家祖母，实际上她是秘鲁最伟大的记者之一何塞·玛丽亚·阿格达斯（JoseMariaArguedas）的遗孀。阿格达斯出生于城市，他的父母是混血（mestizo），但是他从小是由说盖丘亚语的女仆带大的。年时阿格达斯自杀身亡。很多人将他的自杀归因于无法协调安第斯文化和西方文化，这也是一个至今仍然令秘鲁深受其害的问题。他的遗孀西维拉·阿雷东多（SybilaArredondo）被怀疑是利马郊区游击队的领导之一。

“下午好，”她愉快地向我打招呼，“你想探视谁？”

我告诉她我希望能和党代表谈谈；她点点头，于是我跟着她走出了这个房间。这里关着的都是一些十八九岁或者二十出头的年轻印第安姑娘，她们大多来自安第斯山脉地区，我经过的时候，她们都带着好奇的眼光盯着我瞧，有些还会羞涩地朝我微笑。

房间外面是一个很大的水泥院子，至少有平方英尺，周围是高耸的监狱砖墙。光辉道路战士们在院子里十字交叉着悬挂起长长的红色横幅。院子正中有一根姑且作为旗杆的木棍，上面系着一面巨大的有白色斧头和镰刀图案的红色旗帜，它偶尔会随着微风缓缓飘动。

四周的高墙上都写着醒目的标语：

发动群众战争，服务世界革命！

只有毛泽东主义才能拯救我们！

唯一的形式——群众战争！

唯一能领导我们的党——共产党！

“你要坐会儿吗？”阿格达斯的遗孀友善地问我。于是我在两个“党代表”旁边的一个水泥矮墩上坐了下来。一个年轻的光辉道路战士很快给我们送来了果汁饮料，阿格达斯的遗孀也礼貌地离开了。

我对这两名妇女说我想问她们一些关于政治理念、军事战略和战术的问题。她们微笑着点点头，但是她们想先听听我对于进入监狱后看到的一切有怎样的看法。我看看周围这些穿戴整齐的妇女们，随处可见的旗帜和标语，仔细打扫得干干净净的院子，再想想其他牢房区域内透过窄窄的栅栏盯着我的普通罪犯的脸，我坦白地告诉她们，我稍微放心了一些。

事实上，看看监狱里的这些妇女，我实在很难把她们和光辉道路的那些举世闻名的行为方式联系起来。在安第斯山脉上，光辉道路的战士们会把那些可能与政府“同一战线”的农民们集中到一起，然后用砍刀或尖刀把他们全杀死。他们最著名的死刑标志就是朝着脑后开枪或是从左到右彻底划开反对者的喉咙。

我看着这两位代表，她们都是二十多岁，有棕色的皮肤和接近杏仁形状的黑色眼睛，她们都耐心地向前倾身细听，脸上也挂着礼貌的微笑。

“为什么是政府官员？”我问，“为什么要杀他们？”

她俩其中一人这样回答：“夺取政权的方式就是摧毁政府的纵向层级制度。我们袭击的就是这个制度结构。”另一个人也向前探身对我说：“看看牛奶的价格已经涨到多高了，官员们的性命毫无价值。”

这两名妇女的回答恰恰体现了光辉道路战争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它的意识形态是非常极端的。依据光辉道路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主义世界观，人类被严格地划分为农民、无产阶级和资本家。如果一个人被贴上资本家的标签，那么他就是剥削人民的人——在极贫困的安第斯山脉地区，一个人哪怕拥有几头奶牛或是雇用几个帮手就会被认定为资本家——就应当受到无情的讯问和审判，然后被处以死刑。

另一个最常见的光辉道路袭击目标就是安全部队的成员，比如公民警卫队队员。这些公民警卫通常是年轻的混血男子，他们的工资其实很低，还要养活老婆和孩子。就在不久之前，在安第斯山脉一个叫万卡约（Huancayo）的镇子上，几个姑娘主动跟河边站岗的两个公民警卫热情攀谈。在吸引了他们的全部注意力之后，两个男人从背后突然冲上来，直接朝两个公民警卫脑后近距离地开枪，结束了他们的生命。一个公民警卫倒下前还死死抓住了岸边的一根杆子，而那两个跟他们调情的姑娘——实际上也是光辉道路战士——则飞快地拿走了公民警卫的手枪，然后逃跑了。

“那警察呢？”我问，“为什么要杀警察？”

“我们针对的不是个人，”其中一个女代表回答，“我们针对的是这个机构。我们跟警察个人并没有什么仇恨。”

“他们穿着反动分子的制服，”另一个女代表说，“如果政府下令，他们也会杀了我们。再说，”她又补充道，“我们需要他们的枪支。”

我本来想问更多的问题，可是发现在押的97名女犯人中的大多数人开始在那面巨大的斧头镰刀旗帜前排成两队。每一对“战斗人员”之间隔着一步的距离。

这两名代表表示要先离开一会儿，她们还问我愿不愿意和战士的亲友们一起观看今天的活动。她们说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一会儿会有讲话和一个四幕剧。活动结束后我还可以再继续问她们更多问题。

在一个年轻的女游击队员的带领下，我走到了一片宽阔的空地上，和其他将近40名探视者一起坐在铺了毯子的地上。他们大多是囚犯的亲友。我们背后是一幅鲜艳的壁画，上面画着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

活动包括一段演讲，内容是抨击苏联和中国的“修正主义”；接着是一部表演剧，讲述的是一个（由女囚犯扮演的）年轻男子不顾母亲的反对加入了光辉道路运动，后来他受了致命的重伤被送回家，临终前向自己的母亲表达了为党和革命献身的欢喜和欣慰，他的母亲虽然为失去儿子而感到伤心，但是此时已经被说服并支持儿子的决定。

趁着几个光辉道路战士忙着清理道具，其他一些战士也去和亲友相聚的功夫，我和几个站在我旁边的光辉道路女战士攀谈了起来。考虑到她们现在的处境，我们自然而然地谈到了秘鲁的法律问题。当时一个恐怖主义嫌疑人被逮捕后，反恐警察（Dircote）可以在禁止嫌疑人对外通信的情况下将其扣押长达15日。我又问她们关于审讯的情况。这几个人中有一个名叫马尔塔（Marta）的矮壮的女战士，她穿着一条浅绿色的裙子和一双粉色的高跟鞋，显然是为参加这个活动特意打扮了一番。马尔塔平静地给我讲述了她被刑讯逼供的过程。

马尔塔说审讯从自己被逮捕的第一天一直持续到第十五天。守卫在她的头上套了一个黑色头套，把她带到一个房间里，让她站在正中间。大概八个反恐警察站在她四周，有男有女，而且他们并没有取下马尔塔的头套和手铐。

“他们跟我说话，问我：‘你不爱你的母亲吗？你背叛了她！你想让她受苦受难吗？’他们知道关于我的一切，比如我母亲患有风湿病之类的。”马尔塔说。

然后他们就开始打她的头部、胸部还有耳朵，特别是有头发遮盖的地方，这样别人就看不到被殴打的痕迹了。马尔塔说那些人不断地用拳头击打她的耳朵，以至于她的耳膜都被打破了。这样的讯问大概会从晚上7点一直持续到10点。

我们身边另外三个女战士都在点头，说她们也受到了同样的待遇。马尔塔停了一会儿才又接着说下去。

被殴打之后，她被留在房间里，不能去卫生间，也不能摘下头套，也没有人给她食物和水，她就一直站到夜里2点左右，守卫又回来了。

“他们接下来把我的双手背到背后捆起来，然后拉起来吊到天花板上。那样的疼痛很可怕。他们想让我承认我干过某些事情，还要交代战友的名字和地址。他们问我的时候就一直把我那样吊在天花板上。”

这样的酷刑持续了大约一个小时，直到马尔塔再也承受不了为止。有几次在经过这样的折磨以后，警察还会给她的伤处涂抹一些减少瘀血造成的痕迹的药膏。

马尔塔说这一幕每天晚上都会上演，就在利马市中心的某个房间里，也许距离曾经的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地牢不远，最多不超过15个街区。马尔塔说接下来他们试图淹死她。

“我被结结实实地捆在一个凳子上，还戴着眼罩，他们把我的头按进浴缸里。我动不了，他们会把我一直按在水里几分钟后才拉上来，我吐出的全是水。他们问我现在要不要老实交代。”守卫会一直重复这样的酷刑，直到她失去意识。

再之后就是电击。守卫会把电极连接到她身上最敏感脆弱的那些地方——阴道、肛门或者乳房。

“你能做的只有尖叫。”马尔塔一边说一边用有棕色皮肤的手指抚平裙子上的一个褶皱。

在她被关押的15天里，这样的酷刑和讯问每天每夜都在持续。马尔塔说那些反恐警察还强奸过其他被抓住的女嫌疑人，而且不止一次。每个探员会轮流施暴，几乎所有女人刚被逮捕时都会遭到强奸。

我问，这些方法成功了吗？也就是，她们有没有交代任何信息？

“起初是有用的，”马尔塔说，“但是现在光辉道路已经非常强大了。我们不会违反黄金法则，就是‘一个字都不说’。我们大多数人现在都遵循黄金法则。”

我站起身，和这些女战士握手，然后看着马尔塔穿着她的绿裙子和高跟鞋，有点笨拙地走开了。后来我得知，她被指控的罪名是杀死了两名警察。

这时时间已经不早了，探视时间也将要结束，于是我离开了女子牢房区域，前往男子牢房。

守卫刚关上男子牢房的大门，一个由六名清瘦的青年光辉道路游击队队员组成的接待小组就迎接了我。他们三人一组分别站在大门两边，脸上都挂着淡淡的微笑。接着他们开始统一地拍起手来，开始是慢慢地，然后越来越快。后来我被告知这是他们的“革命拍手”，用来表达他们很高兴接受访客的探视。所有光辉道路战士们的脸上都挂着羞涩、讨好的笑容，第一眼看去，你会以为他们是世界上最友善的人。

在这里的墙上我也看到了同样的标语：“发动群众战争，服务世界革命！”“贡萨洛主席万岁！”标语都是用血红的大字写的。然后我被领到了院子里，有党代表和我一起就座。他自我介绍说他的名字叫哈维尔（Javier）。哈维尔看起来大概30岁，曾经两次被逮捕。他第一次入狱被判处了三年徒刑，就关在利马海岸边的弗朗顿岛监狱（ElFrontón）。他是在年监狱大屠杀发生前不久被释放的，那座监狱随后也被关闭了。哈维尔出生在利马，在利马一所有很强政治性的圣马科斯大学（SanMarcosUniversity）学习经济学。

哈维尔说他所知道的一切大多是在大学外面学到的。他说他在学校里学习的只是孤立的科目，而没有把知识放在诸如马克思主义这样的完整背景下思考。哈维尔坚定地相信黑格尔的辩证法及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是最本质的真理。被判处在这里服刑20年而且不得假释的哈维尔似乎确信光辉道路掌握了正确的理论，也掌握了真理。和光辉道路战士谈话时，我们总是会发现他们都拥有同样不可动摇的信念，一种真正的信徒才拥有的信念。

“人们把我们当成殉道者、狂热分子，不过这并不是真的。”哈维尔开始跟我讲，“其实我们只是对事物有完全理解的人，我们完全理解了自原始时期以来历史发展的整个进程。就如克劳塞维茨说的那样，如果战争是政治的另一种延续方式，那么我们很清楚除了武装斗争，没有其他政治方式能够帮助我们获得政权。”

哈维尔说他们都是政治犯，而不是普通罪犯。他们的斗争只为了结束饥荒、压迫和苦难。恐怖主义是反动分子对他们的称呼，是秘鲁政府强加给他们的标签，而实际上他们都是“秘鲁共产党人民军队的斗士”。

我们的谈话被一群聚集起来的在押人员打断了。他们拿着各种各样的乐器开始演奏，包括吉他、排笛和鼓。哈维尔说每到星期天，光辉道路的囚犯和他们的探视者们都会一起唱歌跳舞。正说着第一首歌曲就开始了，那本来是安第斯山脉地区的一首民歌，但是被重新填了词，现在的歌名叫《毛泽东主义万岁》。

哈维尔继续说了起来：“谁能控制安第斯山脉，谁就能控制秘鲁。”光辉道路已经在秘鲁境内的安第斯山脉全段都建立起了根据地。不仅如此，他们还在继续向沿海和丛林地区扩展。

“反动派不可能在这么大的地域范围内打败我们，相反，他们试图从我们最薄弱的地方下手，也就是我们这些战俘。”

哈维尔提到了巴黎公社、布尔什维克和中国的革命。光辉道路的成员在监狱里每天都会组织学习，哈维尔就是讲课的教师之一。“我们吸取历史规律的经验，”他特别强调说，“历史是有规律的，如果没有规律，历史为什么要存在呢？”

在广场中央，很多人伴随着排笛和恰兰戈（charangos，一种安第斯山脉地区的吉他）的音乐跳舞，人们手挽着手排成两条长队。音乐声越来越大，人们的舞步也越来越快，哈维尔指着那些人让我看，所有人都在微笑。

“你在这里看到的就是在安第斯山脉中我们掌权的地方的景象。”他不得不喊得很大声才能让我听清他的话，“我们必须以正确的方式改变这个世界！我们为此不惜献出生命。没有什么是比这更无私的奉献了。”他看着那些跳舞的人们，又转头看向我。他的脸上已经出现了皱纹，而且看起来有些疲惫。“在接下来的两年里，”他接着对我喊道，音乐几乎要压过他的声音，“我们就会解决政权归属的问题！”

广场上都是跳着舞的革命者，我的耳朵里全是空洞尖锐的笛声和鼓声。我从交织的人群中穿过，也像是从安第斯山脉上被光辉道路占领的部分穿过。在牢房区域内，哈维尔停在了一幅面朝入口的大型壁画前。壁画描绘的是一幅启示录般的景象——光辉道路掌握了政权，整个秘鲁陷入了动乱，整个秘鲁都在烈焰中燃烧。

壁画的最前方是三个举着冲锋枪的男人，他们正面向观者冲上一座高山，似乎还在大喊着口号。这三个人代表的就是光辉道路革命的三种最主要的力量，分别是工薪阶层（无产阶级）、农民和小工商业者（小资本家）。在他们身后是无以计数的手持冲锋枪的追随者，观者仿佛可以从画面上感受到他们口中发出的震耳欲聋的呐喊声。旁边像古希腊神话中的独眼怪兽（GoyanCyclops）一样俯瞰着一切的巨大人物肖像就是光辉道路的创立者和领导人阿维马埃尔·古斯曼。画中的古斯曼留着黑色的卷发，戴着黑色粗框眼镜，穿着棕色的西装。他神情严肃，右手举着一面有白色斧头和镰刀的党旗，左手拿着一本书，上面写着“发动群众战争，服务世界革命！”

哈维尔指着画上的群众身后崛起的三座山让我看，每座山峰上都插着一面共产党的旗帜，代表着光辉道路现在已经到达的革命阶段：建立共产党；发动武装战争；将战争扩大到全国范围。画面的远景和四周则都是熊熊燃烧的火焰。

哈维尔指着怒吼的群众笑着对我说：“所有人都参与进来了。”然后他又指着一个愤怒的高举冲锋枪的秘鲁人说：“所有人都有武器。”

到了大门口，我停下来和他们握手告别。我们身后的院子里，音乐声依然嘈杂。“毛泽东说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需要～年，”哈维尔说，“但是在秘鲁我们用不了这么久。在接下来的两年里，”他又重复了一遍，“我们就会明确政权的归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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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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