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秘鲁圣马科斯国立大学经济学教授卡洛斯·阿基诺·罗德里格斯

　　《环球财经》记者刘美

　　年11月19~20日，第28届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峰会将在秘鲁首都利马举行。这是该国继年之后第二次举办APEC峰会，这个近年来经济增速位居拉美前列的发展中国家再次受到全世界的 　　跟许多拉美经济体一样，秘鲁经济很大程度上依赖对外贸易。因此秘鲁一向积极参与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它是七十七国集团、十五国集团、太平洋(,股吧)经济合作理事会、里约集团、拉美一体化协会、南美洲国家共同体、安第斯共同体、南太平洋常设委员会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成员国。年11月，秘鲁正式加入亚太经合组织。年2月4日，秘鲁作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12个成员国之一，正式在美国奥克兰签署了TPP协议。

　　从年开始，中国超过美国成为秘鲁第一大出口市场和进口来源国。秘鲁是最早与中国缔结自由贸易协定的拉美国家之一。在两国近年的投资合作中，有望打破巴拿马运河垄断地位的“两洋铁路”是一项引人注目的构想。年7月16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巴西首都会见秘鲁时任总统乌马拉时，明确表示中国、巴西、秘鲁三国将就开展连接大西洋(,股吧)和太平洋的两洋铁路合作共同发表声明，并建议三国组建联合工作组。

　　秘鲁APEC峰会即将召开之际，针对中秘两国的贸易及经济合作前景，《环球财经》专访了来到中国讲学的秘鲁著名经济学家卡洛斯·阿基诺·罗德里格斯（CarlosAquinoRodriguz）。卡洛斯教授来自南美洲历史最悠久的高校——秘鲁圣马科斯国立大学（UNMSM），担任该校经济研究所所长。20世纪80~90年代他曾在日本学习和工作多年，对东亚经济有深入研究。

　　“拉美国家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对外贸易上依赖一个大国是非常危险的”

　　《环球财经》：今年11月，APEC峰会将在秘鲁召开。而今年早些时候，包括秘鲁在内的12个国家正式在美国签署TPP协议。您对国际贸易新秩序有何看法？中国和秘鲁在经贸合作关系方面，可以通过本次APEC会议取得哪些进展？

　　卡洛斯：APEC成立于年，在那之后，国际贸易秩序发生了很多变化。许多国家签订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区域合作计划也不断被提出。年的北京APEC会议上，中国宣布将启动亚太自贸区（FTAAP）进程，我们都期待看到新的进展。各国为深化全球贸易联系做出了许多努力，其中之一就是TPP。秘鲁是TPP成员国之一，而中国不是。在亚洲，存在另一个对应的提议，那就是东盟提出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gionalComprhnsivEconomicPartnrship,RCEP），涉及16个国家，包括中国。在亚太地区，各国应该遵循TPP模式还是RCEP模式？我认为这并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问题。

　　TPP和RCEP存在许多区别，TPP不仅希望在商品贸易领域实现自由化，还在金融服务业对外开放以及国内市场等方面有很多要求，一些国家欢迎这种改变，一些国家则不喜欢。亚太地区有许多经济体，每个经济体的实际情况并不相同。我认为应该采取综合性的政策，利用TPP解决一部分问题，利用RCEP解决另一部分问题。以便实现各经济体的共同利益。

　　中国应继续大力推进RCEP的相关工作。这是不容易的事情，牵扯到印度、日本等利益各不相同的国家。但中国要扩大地区影响力，RCEP这样一个区域性贸易合作机制是很重要的。RCEP涵盖全球超过一半的人口，经济和贸易规模占世界的30%。在中国的努力下，它有潜力与TPP齐头并进。

　　11月，习近平主席将访问秘鲁，参加APEC峰会，但我们的目光不应只聚焦于峰会本身。因为除此之外，习主席还将对秘鲁进行国事访问，与新任总统库琴斯基（PdroPabloKuczynski）举行会晤。他们将探讨两国的一系列合作事宜。我想外界感兴趣的项目之一就是穿越秘鲁和巴西的“两洋铁路”。这项计划已经提出了一段时间，或许已经到了将有重大进展的时刻。

　　《环球财经》：资料显示，库琴斯基总统出生于犹太移民家庭，在英国牛津大学和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受教育，并长期生活在美国，在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以及多家美国投行任职。他担任秘鲁总统后将给中国、秘鲁以及美国之间的关系带来哪些变化？

卡洛斯：这是个有趣的问题。库琴斯基总统是一位优秀的经济学家，曾担任央行行长、经济和财政部长等职务，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政客。他曾经在美国工作多年，跟美国政界有紧密的关系，他的妻子是美国公民，所以有人认为他是“亲美派”——在中国和美国之间会偏向于后者。然而，就在他当选后不久的一次采访中，他不仅强调了继续跟中国保持紧密关系的愿望，还表示自己希望上任后访问的第一个国家是中国。

　　就在几年前，秘鲁最大的贸易伙伴还是美国。但年以来，我们从中国进口以及向中国出口的商品更多。现在中国是秘鲁最大的贸易伙伴，去年秘鲁出口中有22%流向中国，进口中有21%来自中国，而对美国的进出口份额降到了20%以下。未来，秘鲁和中国的贸易依存度会继续提高。但秘鲁出口的大部分商品是铜矿、石油、水果、肉类等初级产品。库琴斯基总统表示他希望秘鲁能出口更多的工业产品，并在这方面得到中国投资的帮助。我对这种表态感到高兴，这意味着中国和秘鲁的合作关系一定会向更大规模和更紧密的方向发展。

　　现在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正如曾经的英国一样。但至少在秘鲁国内的采矿和石油领域，中国对于我们来说更重要。秘鲁不会完全依赖任何一个国家，现在秘鲁的对外贸易结构十分多元化，中国、美国和欧洲都占据很大的份额。拉美国家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对外贸易上依赖一个大国是非常危险的，如果那个大国切断或减少贸易联系，就会摧毁依赖于它的那些经济体。

　　“我们需要中国投资和中国公司的帮助，也需要在教育领域向中国学习经验”

　　《环球财经》：现在中国在秘鲁的投资以采矿业和石油领域为主，很多是国有企业做出的，为了进一步发展两国经济合作关系，中国需要在哪些领域加大对秘鲁的投资？在国际贸易和投资中，货币是一个重要因素。中国正在积极扩大人民币的影响力，今年10月，人民币将被正式纳入SDR货币篮子。您对人民币的未来有何看法？

　　卡洛斯：中国在秘鲁的投资集中在采矿、制造业、石油等领域，其中采矿和石油这些资源型投资是国有企业为主，但制造业领域有很多中国私营企业到秘鲁投资。去年李克强总理访问秘鲁时，曾表示中国很愿意助推拉美的工业化发展。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企投资于秘鲁的制造业。

　　目前秘鲁最需要的就是基础建设投资，包括机场、公路、铁路等，以及相关的运营设备。自年以来，我曾多次访问中国，去过北京、上海、天津、广州、西安等大城市，亲眼目睹了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飞速发展。这一次我受邀到四川大学讲课，四川只是中国的一个省，就比大部分国家还要大，修建了许多大型机场、铁路等交通设施。秘鲁非常需要这些。目前的当务之急是两洋铁路，除此之外，我们还希望得到更多来自中国的基础建设投资。

　　秘鲁农业也很需要中国的投资，中国正在积极寻求海外的农业投资机会，两国可以实现互补。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中国需要更多的粮食、肉类和其他农产品(,股吧)。而秘鲁在发展农业方面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技术条件。特别是灌溉领域，现在秘鲁的葡萄举世闻名，而且出口增速极快，但20年前秘鲁并不出产葡萄，是因为引入了安第斯山脉的水源灌溉，才创造了种植葡萄的良好条件。秘鲁的森林资源十分丰富，拥有热带雨林、亚马逊河、安第斯山脉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此外作为沿海国家，我们的渔业十分发达。欢迎有资金、有技术的中国公司到秘鲁来种植、养殖和捕鱼。

　　秘鲁还是一个著名的旅游国家，希望有更多的中国游客前来旅行。众所周知，中国游客的消费能力很强，所以每个国家都希望他们能来旅游。但秘鲁每年接待上百万的外国游客，其中只有2万中国人。背后的原因之一是交通问题，中秘之间的交通还很不方便，需要通过美国或欧洲来中转，航空公司应设法缩短两国之间的交通时间。二是基础设施建设，除了交通领域外，秘鲁还需要建设许多为中国游客服务的设施。最后，中国人到秘鲁旅行的手续还比较麻烦，一些南美国家如智利已经出台政策，中国人只要有美国或欧洲签证，就可以免签入境。秘鲁也应采取类似的做法。

　　秘鲁和中国存在很深的历史渊源。有研究认为，5%的秘鲁人有华裔血统。秘鲁的华裔社区是拉美规模最大的，已经传承了好几代。这里遍地都是中国餐馆，秘鲁的中国菜或许是中国以外的国家里最正宗的，希望中国游客前来品尝。

　　关于人民币的使用问题，正如一个国家的对外贸易需要多元化，国际货币体系也需要多元化，不能过于依赖美元。秘鲁有必要通过人民币贷款、货币互换等手段增加人民币储备。希望人民币可以帮助国际货币体系变得更加稳定。

　　《环球财经》：您刚才提到，中国企业可以在拉美工业化过程中发挥作用。事实上拉美过去已经经历了一次工业化，之后又去工业化的过程，您认为拉美经济体这一轮“再工业化”应采取哪些措施，以避免重蹈覆辙?

　　卡洛斯：30多年前，拉美经历了一段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但当经济对外开放后，拉美国家国内的公司普遍不具备竞争力，大量外国廉价商品——包括来自中国的产品涌入拉美国内市场，摧毁了原本的制造业发展。我们现在开始“再次工业化”，修建机场、铁路和公路，并修建制造业工厂，在这一过程中类似的问题已经再次出现，即本国制造业缺乏竞争力。我们缺少技术，更重要的是我们缺少工程师。

　　我曾经思考过，同样是对外开放，为什么拉美发生了去工业化，而中国制造业发展如此之快？当中国刚进行改革开放的时候，工业水平也不高，同样缺乏技术。但中国人十分重视教育，特别是理工科教育，中国学校的教学质量也非常高。经合组织（OECD）每年都进行一次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年公布的报告考察了65个国家15~16岁学生的数学、阅读和科学知识水平。在三项考核内容里，中国大陆的学生都是第一名；排在二、三位的有中国香港、中国台北的学生，这些地区都是中国的一部分；此外名列前三的还有新加坡学生——在我们看来也大部分是华裔。

　　另一个数据也能说明问题，拉美国家每年用于科学研究的经费占GDP的比例不足0.5%，中国的这一比例则高达2%。考虑到中国GDP的体量，2%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数字。在中国大学里，49%的学生学的是自然科学、工程和数学，只有24%学的是人文学科。在拉美，50%的学生学的是文科和法律，只有不到20%的人学理科。所以，为什么拉美无法工业化？那是因为我们没有工业人才。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是：为什么拉美学生不愿意学理科?原因之一是拉美高校理科教育的水平很低，很多学校缺少实验室和教学设备，一些学校甚至没有配备电脑。在中国和日本，大学教授的地位很高，他们有极高的权威，可以从很多渠道获得科研经费，充裕的资金帮助他们取得了越来越多的成就。这就是包括秘鲁在内的拉美国家欠缺的地方。

　　在过去20年里，秘鲁经济发展很快，许多其他拉美国家如巴拿马、哥斯达黎加等也实现了较快的增长，拉美“再工业化”进展令人欣慰。但基础建设不足、技术和人才缺乏的问题依然很严重，我们需要中国投资和中国公司的帮助，也需要在教育领域向中国学习经验。

　　“毛泽东主席说过，‘妇女能顶半边天’，中国应该继续保持这个优势”

　　《环球财经》：您曾经在日本学习和工作多年，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曾经创造了经济奇迹，但随后陷入“失去的十年”，经济发展停滞。有人分析称，中国或许也将重复日本的轨迹，您如何看待这种说法？

　　卡洛斯：正如一些学者所说，现在的中国和当年的日本有很多相似之处，其中之一是人口结构的变化。日本的老龄化很严重，26%的人口超过65岁，年以来人口一直在减少。日本人的生活方式很健康，因此寿命很长，这对个人来说是一件好事。但对于国民经济，人口老龄化甚至减少，不仅意味着劳动力不足，也意味着消费减少和经济衰退，这是许多国家面临的严峻问题。

　　中国也在经历类似的过程，人们的生活水平在提高，更加重视健康的生活方式，人均寿命不断增加。中国政府意识到了老龄化的危险，因此改变了独生子女政策。但人们怀疑，即使中国允许生育二胎，很多年轻人可能还是不愿生育。生育率低存在很多原因，在日本，女性受歧视是一个重要因素。我在日本生活多年，发现这个国家的女性很难取得职业成功。因为日本商业社会不愿意在育儿方面给女性雇员提供方便，家庭中大部分男性也不愿帮助照顾孩子。于是很多职业女性在生育后选择做家庭主妇，有事业心的女性则不愿结婚。

　　欧洲的情况截然不同，例如当法国政府发现女性在职场遇到困难，立刻组织进行研究，后来做出很多政策改变。例如给予年轻母亲更多的带薪假期，鼓励各个公司允许女性将孩子带到工作场所，还提供场地，方便女性在工作的同时照顾孩子。

　　现在，日本要重振经济，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女性的职业发展。现在一部分日本女性为了工作无法生育子女，另一部分则为了照顾孩子无法工作。如果让女性能够在工作的同时方便地照顾孩子，将很大程度上缓解劳动力短缺问题。另外，日本还可以推迟退休年龄。现在的规定是65岁退休，已经比较晚了。但日本人均预期寿命很长，男性是85岁，女性是86岁，存在进一步推迟退休的空间。

　　中国人亲眼目睹了日本遭遇的这些问题，我相信中国政府已经着手进行研究，以避免走上日本的老路。很有趣的一点是，有人说日本之所以歧视女性，是因为儒家文化的影响。但事实上儒家文化起源于中国，而中国的女性劳动参与率远远高于日本。这是因为中国执政党已经改变了人们的观念，正如毛泽东主席说过，“妇女能顶半边天”。

　　秘鲁近20年来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女性劳动参与率提高密不可分，20世纪70年代我在圣马科斯国立大学读书时，学校里约70%是男生，30%是女生。现在我们学校中约47%是女生。很多秘鲁女性选择出国留学继续深造。女性普遍参与劳动，有很好的职业发展，这是社会的进步，中国应继续保持这个优势。

　　年我获得日本政府的奖学金，到神户大学学习，专业是东亚经济以及东亚与拉美的合作研究。那时国际上东亚经济领域的学者大多在研究日本，现在则大多在研究中国，我见证了这个研究重点转移的过程。除了人口老龄化外，日本还存在一个问题:日本公司的技术水平虽然很高，但比较封闭，缺乏竞争。30年来国际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年整个世界都依赖美国和欧洲，现在“金砖五国”——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和俄罗斯都成为举足轻重的力量。面对不断变化的世界，每个国家都应采取开放的政策，不可固步自封，日本如此，中国和拉美也是如此。

本文来源：环球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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