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

金涛

■原名金春麟，年考入北大地质地理系自然地理专业，年毕业，曾任中共中央党校教员，光明日报记者、编辑、记者部主任，科学普及出版社（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原副理事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高级编辑。年退休。

21

我师张景哲

在世界各地考察旅行，每到一个地方见到新奇的自然现象，都会情不自禁地想起我的老师张景哲教授，想起过去他在课堂上的教诲。

张景哲先生年摄于西雅图▲

20年前南半球的夏天，我们乘坐一辆吉普车在泛美高速公路上跑了整整一天，车子已经很旧了，幸好它没有抛锚。我很担心它一旦出了毛病，我们就惨了，因为一路上没有碰见一辆过路的车子，也不见人烟。公路两旁，是绵绵不绝的流动沙丘，寸草不生，极其荒凉。绵延的山岭也是裸露的岩石，见不到一星半点绿色。

在秘鲁西部的沙漠中旅行，可以发现有趣的自然现象：这里，就在公路一侧，太平洋贴着海岸，碧海蓝天，浪花飞溅，却吝啬地不给大地一点点雨水。大洋与沙漠为邻，这真正令人不可思议。

记得在穿越沙漠的途中，我们也在沙漠中的绿洲短暂停留，这些绿洲是安第斯山的冰雪融化才形成的。在绿洲的小镇上，我们在一家小饭馆用餐，抬头望去，惊讶地发现，这里的房子居然都不盖房顶，一问方知，这一带多年也没有下过一滴雨。在小镇的街上，一幢幢房屋也是敞开房顶，望着天空，只是用芦席或塑料布遮挡阳光，以至几百年前印加帝国以前修筑的土坯金字塔和古城城垣，都能够完好地保存下来。

不过我对此并不特别惊讶，因为早在我当学生时，我的老师就把答案告诉了我：南美洲秘鲁西海岸的洋流是冷水型的，又称洪堡洋流，在它流经之处，造成寒冷干燥的气候，不可能形成降水，这即是秘鲁西部太平洋沿岸沙漠漫延的原因。不过洪堡洋流富含有机物，营养丰富，因而秘鲁太平洋沿海又是世界 的渔场。

我在秘鲁西部的沙漠中旅行，几天后又来到秘鲁最 的渔港卡亚俄，那里远远便可闻到空气中浓烈的鱼腥。我参观了渔粉加工厂，亲眼目睹那里远洋捕渔业的发达，这些都印证了老师向我传授的知识。

我的老师即是张景哲教授。

张景哲教授是我在北京大学求学时的老师，也是毕业论文的辅导导师。但是关于他的生平，我知道的很少。我曾求助于无所不包的因特网，然而捜索的结果十分令人失望，仅仅从一个很偏僻的网站上得到了极其简单的介绍，这大概是先生家乡还未忘记故人，而其他的网站竟然没有先生的消息，只是在介绍有关先生的出版物或论文中偶尔提到先生的名字，社会几乎忘记了他。

先将网站上的介绍转录如下：

张景哲（－　）河南郏县人。年考入清华大学地理系。年西南联合大学毕业后留校任助教。年赴美国留学，先后获克拉克大学地理系硕士学位、马里兰大学地理系博士学位。年回国后，任北京大学地理系教授。60年代初，北京大学组建以张景哲为主的城市气候科研组，是中国最早从事城市气候研究集体之一。编写了《古巴》、《巴拿马》两本书。曾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世界地理》总编辑委员会副主任。

以我的记忆，网站的上述介绍是准确的。年，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我就读的地质地理系自然地理专业的师生团聚时，始终没有见到张先生。询问的结果，说他举家迁往美国了，这我当然知道，但先生迁到美国何处？具体地址？电话？没有人能告诉我准确的信息。甚至想给先生发一封祝寿贺信也无处可寄，时至今日，音信渺茫，我十分怀念他……

张景哲在美国马里兰大学▲

张景哲先生是年归国的，我也是那年秋季入学。但是真正认识他，是大三听他的课。他开的课是“世界地理”，一门深受同学们欢迎的专业课。先生身材伟岸，风度翩翩，北方人高高的个子却又有南方人的清秀，脸膛清瘦白皙，不论是西服领带，还是中山装，衣服总是笔挺整洁，显得很有精神。他思路敏捷，待人真诚，和蔼可亲，没有城府，但却言语不多，绝不夸夸其谈。说话抑扬顿挫，没有半句废话。记得他的左手无名指戴着一枚戒指，多少保留海外归来的习惯，这在当时是不多的，给我印象很深。

先生讲世界地理课，并不按通用教材照本宣科，而是抛开它们，完全按照新的理论体系来勾画地球各大洲的自然面貌，他的理论体系来自美国学者桑斯维特（C.W.Thornthwaite）提出的气候分类法，即按照一个地区的气温、降水量和潜在蒸发量换算出来的温效指数和湿气指数，来划分不同的气候类型。再根据气候类型来解释一切自然现象，从而使得复杂纷繁的自然界变得有规律可循，十分清晰。这同一般的教科书堆砌资料，不从自然界的规律去解析自然现象是截然不同的。桑斯维特气候分类法是年和年先后两次提出、不断完善的，先生及时将它介绍到中国来，在当时“一边倒”的政治气氛下，大学教材都是苏联的译本，这是需要一定的勇气的。

他讲课又善于用简单明了的语言将复杂的现象解释清楚，条分缕析，由浅入深，教学效果极好，同学们都愿意听他的课。可惜的是，先生讲课稿没有整理出版，我至少还没有见过国内类似的高水准的世界地理图书。

先生对城市地理的研究开拓了地理与环境研究的空间，这在中国是一个全新的陌生的领域。城市作为工业文明带来的特殊人工生态系统，密集的高楼，纵横交错的道路网，川流不息的车辆，大面积的水泥地面以及大量排放的废气，都使得城市形成了特殊的气候。这个观点今天看来似乎并不新奇，但是在近半个世纪以前，这却是振聋发聩的学术观点。我印象最深的是先生提到城市热岛现象，他曾在夏天的中午，顶着烈日，带着仪器，去天安门广场测量地表温度，并与他指导的学生们在郊区的农田、草地测量同一时刻的地表温度进行比较，说明城市中心区由于下垫面是水泥地面导致的气温升高。城市热岛效应如今已是各国城市气候研究的重点，也是城市规划设计必须事先考虑的问题，先生在这方面的研究是开创性的。

就我个人来说，更重要的是，先生的讲课给我们打开了认识世界的窗口，激发了我们对探索大自然的浓厚兴趣。我后来虽然无缘继承先生的衣钵，从事本专业的工作，但是我的人生之路，归根究底，先生的教诲使我受益匪浅。这方面的情形，下面再说。

我与先生接触最多，还是大学 一年，这一年已经不安排什么课了，集中精力写毕业论文。先生根据我的情况（我曾经在3年的夏季野外实习，参加了内蒙古鄂尔多斯的沙漠考察），给我出的论文题目是用桑斯维特气候分类法对鄂尔多斯的干旱气候进行专题研究。为此，我不止一次到先生家里聆听他的教诲，他对论文的大纲、论点和要求，一次次不厌其烦地耳提面命，指导我要详细地占有 手资料。我有很长时间拿着学校开的介绍信，到中央气象局档案室查阅鄂尔多斯地区各气象台积累的历史气象资料，跟那些枯燥的数字打交道，就是为写论文做准备。说来惭愧，我后来因为毕业即改行，离开了我所喜爱的专业，这篇在毕业答辩时获得好评的论文，我已经没有多少印象，连底稿也不知去向。先生在我的论文上面作了细致地修改，花费了大量心血，都白白浪费了。

先生那时家住中关村一幢宿舍楼的底层一个单元，三小间，他家人口多，住得并不宽裕。当年的北大，除了知名的教授居住条件比较好，有许多教员拉家带口还挤在筒子楼里，刚从美国回来的先生有一套单元房，还算是比较好的。不过，在我的印象里，先生的书房很小，那是每次和先生见面晤谈的房间，又朝北，尤其是冬天，白天短，光线暗淡不说，还阴冷阴冷。我听师母（中央民族学院的英语教授）说，当年先生在美国大学里当教授，酷爱体育运动的他，成天和学生们在一起打篮球、跑步，还带学生到古巴等国野外实习，翻山越岭，长途跋涉，那时他的身体很棒！那些古巴的甘蔗种植园的工人见到一位黄皮肤黑头发的年轻中国教授，领着许多美国大学生，翘着大姆指，连声称赞：中国人，了不起！

年张景哲在北京展览馆作关于古巴的报告▲

但是回国后不久，遇到三年困难时期，他得了肝炎。文革期间，下放到江西鄱阳湖畔的农场劳动，繁重的体力劳动，加上又染上了血吸虫病，原本身体很结实的他，一下子垮了。

我一直感到内疚，大学毕业后我很少去看望先生，个中的原因是一跨出北大的校门，我就不得不彻底改行，虽然这并非我的本意，而是组织决定，但我从此无颜见江东父老，更是愧对先生，我后来的职业与我所学专业风马牛不相及，我跟先生能说点什么呢？有一次向先生敞露心扉，谈起我的心境，先生却不以为然，认为我现在的职业很好，也适合我的性格，他劝我安心工作，不必见异思迁。这倒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先生当年举家回国，是下了很大决心的，他在美国有稳定的工作和丰厚的收入，并非在美国混不下去，只是一腔热忱，渴望报效祖国，但是当他提出回到新中国的申请时，却遭到美国移民局的百般刁难。先生最终在年回国，据说还是中美两国华沙谈判达成的协议，以 的美军俘虏，换回一批留美的专家，这才得以回到祖国的怀抱。

回国以后，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远的不说，从我入大学的年（先生也是这年回国）起，一场接一场的政治运动接踵而至，打乱了正常的教学秩序。先是“反右”，北大是重灾区。接着，北大校园内，从未明湖畔到东操场，炉火熊熊，师生大炼钢铁；又是“拔白旗”，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批判马寅初校长的“人口论”，接着是“红专大辩论”，批白专道路，紧接着是“反修防修”……刚从美国归来的先生，他的心境如何我无法知道，大概除了惊讶也有不少的困惑吧。因此，对于我的改行，先生表示出毫不足惜，反而认为未尝不是好事，也就不足为奇了。

粉碎“四人帮”后，我与先生的接触多了起来，但先生也老了，身体大不如前。20世纪80年代，我先是有幸随中国首次南极考察队前往南极洲，转年又参加一个代表团访问南美的阿根廷、智利和秘鲁。回国后去看望先生，先生特别高兴，话题自然离不开南极的见闻，那里的暴风雪和冰雪世界的自然景观，动植物的状况，海上航行遇到的风暴，各国在南极洲建立的科学站，还谈起智利的安第斯山、西海岸的地中海气候，秘鲁西部的沙漠、阿根廷辽阔的潘帕斯草原……过去是先生给我讲述这些地方的自然特征，我此刻是向先生汇报我的旅程。

先生年轻时去过中美洲加勒比海一些国家，进行过科学考察，他对南美洲尤有兴趣，但是回国后，这位研究世界地理的专家再也没有机会走出国门，只能对着地图去遐想了。

我手头保留了先生的一封信：

金涛同志：谢谢你在百忙中为我找到一幅乔治岛的详细地图。前些时我自地理所一位参加南极探察工作的同志所收集的地图中复印了一幅乔治岛的大比例尺图，但这图是英国出版的。现看到你寄来的这幅由我们自己绘的图，图上除你标出的长城站的位置外，还有阿、波、巴等国考察站的位置和其它丰富的内容，这些都是我所复制的那幅英国图上所没有的，很有参考价值……

这封信是年7月16日写的，先生已届70高龄，仍然

转载请注明:http://www.moyany.com/gjqh/1978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