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多拉文件》[波多黎各]罗萨里奥·费雷著后浪

四川人民出版社

提起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小说，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墨西哥的胡安·鲁尔福、秘鲁的利奥·略萨等著名作家。其实拉美地区的一些女性作家同样善于将现实魔幻化或将魔幻现实化，只是她们奇思妙想特别女性化的地方，并非源于天生的性别差异，而是一种对男权主义思想体系的批判。波多黎各女作家罗萨里奥·费雷的短篇小说集《潘多拉文件》，以别具一格的叙述破坏了男性作家对女性人物的传统塑造，并对认为控制女性身体是其自然权利的男性权威提出了质疑。

传统男性化的爱情诗歌中，女性的身体常常以修辞的方式遭到肢解，如珍珠似的牙齿、祖母绿的眼睛、象牙般的手和大理石样的脚。但阿根廷女诗人阿方西纳·斯托尼在其反神话与反浪漫的诗歌《致爱神》中，将这种激发人们迷恋女性的传统做法彻底消除——被女猎手戴安娜捕获的爱神丘比特不仅像一只可怜兮兮的布偶猫，而且还被拆了个底朝天，里面满是轮子与滑轮，还有名为“性”的陷阱。

与斯托尼一样，费雷也以男性话语中的女性视角作为其创作基点。她的短篇小说集《潘多拉文件》充斥着反对加诸于女性人物身上种种传统角色的声音，以及男性作家在描绘女性时使用的诸多拜物教形象。

《最小的娃娃》是一个颇具魔幻现实主义意味的经典短篇。姑妈在河里游泳时遭河虾咬伤腿，虽然有医生持续治疗，肿胀的伤口却始终无法痊愈。漂亮而富有的她放弃结婚的希望转而专心抚养9个侄女。每逢她们中有人出嫁时，她就将自己手工制作的、与侄女们非常相似的娃娃送给她们，并祝贺说：“你的复活节礼物在这里啦。”医生的儿子检查姑妈的腿后对父亲说，她的腿早就可以治愈了，父亲却告诉儿子：“我只是想让你来看看负担你二十年学费的那只河虾。”

医生退休后他的儿子如法炮制继续如寄生虫般盘剥昔日的种植园主。如愿以偿娶到最小侄女的年轻医生将家搬到乡下。他将姑母赠送给妻子的瓷娃娃的钻石眼睛当掉，给自己买了一块奢华的怀表。他还命令妻子坐在阳台上作为向众人展示他从上流社会获取的战利品，而人们为了看一眼已经消失的甘蔗庄园贵族阶级的成员而并不介意支付看病费用。时间流逝，医生发现妻子一点也没有变老。一天晚上，他趁她睡着时把听诊器放在她的心脏部位。他没有感受到她呼吸时的起伏，却听到了遥远的水声。那一刻，娃娃抬起眼睑，一只只河虾愤怒的触须从两个空阔的眼窝里钻了出来。

人心的贪婪与叵测，时代的变迁与阶层的流动，男权的强横与女性的柔弱，以及贵族精神的没落与粗鄙氛围的弥漫，都交融在这个对“玩偶”解构与建构的故事中。这个骇人听闻的结尾让人不禁重新审视奇幻文学中的女性形象。在霍夫曼被改编成歌剧和芭蕾舞剧的短篇《睡魔》中，主人公疯狂地爱上一个真人大小的机器木偶，以至于竟然置自己的未婚妻于不顾。尽管这样的迷恋导致了毁灭性的后果，但以此为研究对象的弗洛伊德还是认为玩偶基本上是无害的。然而，费雷的故事表明，如果玩偶看上去是无辜的，那是因为男性作家抑制了它的威胁性。

然而，费雷在其短篇《睡美人》中，通过主人公玛丽亚·德洛斯·安赫雷斯颠覆《睡魔》情节的做法实现了这种可能性。在芭蕾舞剧《柯佩莉娅》中，玛丽亚代替一个会跳舞的机械娃娃扮演斯万伊尔达。起初，玛丽亚优雅地模仿木偶跳起了美妙的华尔兹。渐渐地，她跳出精心设计的角色，开始了即兴表演。她先是把木偶放在桌子上砸成碎片，然后开始令人晕眩地转起来，“切下娃娃的头，敲碎钟表，不停用嘴发出一种可怕的声响，仿佛破坏了她背上的发条，让她彻底失去了控制。”最后，她跨过乐池，沿着通道消失在街道中。

在舞蹈中摆脱限制的玛丽亚一旦回归现实，却如易卜生《玩偶之家》里出走的娜拉一样茫然失措。她惊世骇俗的行为虽然颠覆了童话中主人公“自此过上快乐生活”的结尾，却没有料到自己的反抗不仅导致了不幸的婚姻生活，而且还有婚后不久的惨死结局——因表演丑闻而被父亲禁止跳舞的玛丽亚，如童话人物睡美人一样中了魔咒陷入昏迷；醒来后，如王子般承诺给她美好未来的年轻男人却如野兽般虐待她。

在丈夫背叛她的那一刻，玛丽亚的内心已死。她通过改编吉赛尔的故事来传达这种感觉。她想象自己是一个被男人欺骗而变身复仇恶魔的少女。与之前玛丽亚对《柯佩莉娅》的改动一样，这次改编也呈现了她真实的自我。但一者是一位芭蕾舞演员对芭蕾舞剧的挑战，至多是对陈腐传统的嘲讽与破坏，而一者却想象自己穿着肮脏难闻的蓬蓬裙，蜻蜓般的翅膀是由带刺的铁丝捆绑在背上的。如此将自我厌恶与报复欲望糅合一处的形象，皆可追溯到她所遭受的身心创伤。

玛丽亚已将精神上的自我与她被篡夺的身体一分为二。人们很容易把最后一幕解读为她之前在《柯佩莉娅》中夸张结尾的离奇再现，而且还增加了《最小的娃娃》中的复仇元素。她似乎在暗示，既然丈夫把她当作一个性侵对象，那么她就会扮演没有感情的性工作者。这既扭曲了“玛丽亚”这个名字，又摧毁了她作为“天使”的可能（她的姓名既包含圣母的名字，又有天使的意思）。然而，狂欢常以毁灭收尾。只是玛丽亚引人注目的人生退场，其父却用一场虚荣透顶的葬礼来粉饰：他将女儿打扮成新娘来重申他作为父亲的权威，而且还恬不知耻地认为，那些在场的人最后一次看到她诠释睡美人的角色。

正如斯托尼在《致爱神》中所做的那样，费雷揭示了现代爱情和婚姻的运作方式与内在机制及其对年轻女性的陷阱。通过对变形的运用和对奇幻的双重演绎，她让人物寄居于玩偶之中，并将其从里到外撕开。然而，与斯托尼不同的是，她知道这些娃娃会被重新缝合，尽管穿得有点糟糕，但现状会持续下去，因为社会仍将继续把它的准则强加给年轻女孩，把她们想象成睡美人，宁愿她们质疑与改变的潜力一直保持休眠状态。

费雷的奇幻故事让人从现实的束缚中暂时摆脱出来，让被压抑的陌生再次变得熟悉，她描绘的世界不仅危险而且致命。然而，令人不安的童话却更有可能带来改变，因为它们以独特的方式，让读者在质疑不良社会关系的同时质疑自己。而对于了解父权制内部运作方式的读者来说，玛丽亚的死绝不意味着案子的终结，更不表明那样的关系已获得改善。费雷没有给她笔下的女性提供出路。事实上，她开放式的故事结尾似乎在邀请读者批判性地重新思考埃德加·爱伦·坡那句令人不安的格言：美女之死是世界上最富诗意的话题。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冯新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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