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24日晚，秘鲁总统库琴斯基发表声明说，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决定赦免目前在狱中服刑的前总统阿尔贝托·藤森。此举在该国引发大量争议，一些藤森的反对者事后走上街头抗议。

现年79岁的藤森于年至年担任秘鲁总统，后因国内政治危机赴日本寻求政治庇护，并辞去总统职务。年11月，他在智利被捕，并于两年后被引渡回国。藤森因贪腐与违反人权罪被判入狱25年。

舆论普遍认为，库琴斯基特赦藤森与本月21日反对党人民力量党发起的弹劾总统动议案有直接关联。人民力量党目前由前总统藤森的女儿藤森庆子领导。而同是该党成员的藤森健次以及党内10名议员就动议案投出弃权票，使库琴斯基躲过一劫。有分析认为，颁布特赦与反对弹劾是双方私下交易的结果。

秘鲁是美洲古代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也曾是西班牙在拉丁美洲殖民统治的中心地带。在秘鲁独立以来的国家发展进程中，其国内政局长期动荡不安，考迪罗与军政府的独裁统治不断出现，内战与社会骚乱频繁发生。年代文官政治的短暂回归为滕森这位日裔总统的十年领导奠定制度基础，但之后滕森仍然难逃“政治迫害”。

秘鲁普遍贫困现象的长期存在成为滋生各种激进政治思潮的土壤，并导致国内社会出现“碎片化”趋势。与其他拉丁美洲国家相比，秘鲁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总体上处于靠后的位置：根据世界银行最新公布的数据，秘鲁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为美元，属于拉丁美洲地区比较落后的国家。

秘鲁自19世纪初以来在国家现代化道路上屡次遭受挫折与失败，与其独立以来的政治发展道路密不可分。

一、秘鲁的民主化

从年贝朗德第二次通过选举上台执政至今，文官政府体制开始成为秘鲁政治的主流。贝朗德再次当选总统标志着文官统治在秘鲁政治中的回归。虽然还要面对“光辉道路”游击队与政府军之间的长期对抗以及藤森总统外逃事件的影响，但军队领导人通过军事政变直接上台执政的事件没有再次发生。包括贝朗德、加西亚、藤森、托莱多、乌马拉在内的几届总统都是通过公开选举上台执政。除现任总统乌马拉曾在军队服役以外，其他几位总统都没有直接的军方背景。从年至今的30多年中，秘鲁表面上保持了文官统治的连续性，基本避免了军政府统治在国内政治中再度出现。

二、政治与军事独裁的传统

独立后的秘鲁虽然在国家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政治体制受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仍然十分明显。“秘鲁是一个高度集权组织起来的幅员辽阔地区，首都的活动几乎占据了它的整个历史，中央集权体制下的国家其他地区只在选举时期才具有与其经济贡献成正比的价值”。

从西班牙殖民统治时期遗留下来的许多社会文化传统对于20世纪的秘鲁政治一直发挥着潜移默化的影响，“秘鲁社会经济政治体制有深刻根基和持久影响，并导致民众接受一种不平等的政治文化……在秘鲁这样的国家，具有政治和军事独裁的传统”。

三、长期的军政府统治和军人干政

秘鲁独立以来，国内政治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军队对政治的深度干预和全面影响。独立战争并没有结束秘鲁国内动荡不安的局面，在独立后的半个多世纪中，秘鲁基本处于军人与各种考迪罗的统治之下。秘鲁19世纪的考迪罗基本都是由军队支持的大庄园主，他们在国内政治斗争中以暴力夺取政权并依靠军队实施政治统治，直到年帕尔多上台，秘鲁才出现历史上第一届文官政府。年，拉美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及秘鲁在战争中被智利击败使国内文官政府的领导层迅速解体，在文官考迪罗彼罗拉的短暂执政时期(-)以后，秘鲁又出现了一段连续的军人统治时期，直到年卡塞雷斯军政府下台。

年世界经济危机对秘鲁造成了重大冲击并直接导致莱吉亚政府年下台。此后秘鲁开始进入长达半个世纪的几乎连续的军政府统治和军人干预政治时期，“年奥德里亚的政变成为现代秘鲁的分水岭……它宣告了秘鲁政治上不稳定的独裁规则和选举混乱时代的来临”，直至年贝穆德斯军政府下台。虽然偶尔有文官政府上台执政，但这些文官政府或是由军队扶持上台，或者由于军方政变失去执政地位。

秘鲁政治力量在这段时期基本上被分为对立的两派，一方是军人和寡头结成的不稳定联盟，另一方是阿普拉党、秘鲁共产党及各种反政府游击队，双方通过暴动起义、政治暗杀、残酷镇压等各种暴力行动你来我往。军队与阿普拉党之间半个世纪的对立一直延续到年加西亚作为第一任阿普拉党人当选总统才基本结束。长期派系冲突使秘鲁国内政局在-年间处于非常混乱的状态之中，国家现代化进程长期停滞。

四、秘鲁社会“碎片化”

秘鲁国土被分割为西部沿海区、中部安第斯山区和东部亚马逊林区三个截然不同的地区。除了东部林区由于尚未开发而人口稀少以外，秘鲁绝大部分人口都居住在西部沿海地区和中部安第斯山区。以首都利马为代表的许多大城市都位于沿海地区，而安第斯山区则是印第安人的传统聚居地区。秘鲁是拉美各国中印第安人口比重最大的国家之一，印第安人和混血人是占全国总人口绝大多数的群体。

在秘鲁国内社会中，西部沿海地区与安第斯山区之间、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之间、印第安土著与欧洲移民后代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碎片化”趋势。秘鲁独立以来的考迪罗统治、军人干预政治、文官政府软弱、主流政治认同缺乏、激进政治思潮泛滥等现象之所以层出不穷，都和这种“碎片化”趋势紧密相关。

秘鲁社会“碎片化”趋势导致国内缺少一种主流的政治思想认同，秘鲁人在很长时期内对于如何治理国家并没有形成广泛的政治共识。

秘鲁独立以来的国内政治中一直没有出现一种能够被绝大多数民众接受的主流政治思潮，最主要的因素就在于秘鲁社会长期存在的这种“碎片化”趋势。

五、经济落后和普遍贫困

秘鲁曾经是西班牙在拉丁美洲殖民统治的中心，但是其独立后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在拉美地区一直处于落后国家的行列，在秘鲁主要城市之外的广大地区，民众的普遍贫困现象一直没有得到根本改变。秘鲁普遍贫困现象在20世纪下半叶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转变，21世纪初的贫困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仍然达到54.1％。

经济落后和普遍贫困现象的长期广泛存在给秘鲁留下了激进政治思想活动的土壤，“在秘鲁政治中，激进主义并非新生事物，它是伴随着20世纪20-30年代初秘鲁共产党和阿普拉党的崛起而出现的，并由于这两党对立的政治计划而具有不同的含义”。除了阿普拉党和秘鲁共产党，著名的反政府组织“‘光辉道路’就诞生在阿亚库乔的安第斯山区，这里是秘鲁最贫困落后的地区之一”。

从20世纪70年代至21世纪初，这些激进政治组织的军事活动使秘鲁中部的安第斯山区长期处于动荡与恐怖之中，严重破坏了国家政局稳定，使秘鲁社会在现代化道路上步履维艰。

六、对外政策的失误

秘鲁从独立初期开始就缺乏一个稳定的国际周边环境，与邻国的紧张关系严重干扰秘鲁国内的经济社会发展。“在独立后的最初20年中，未确定的边界、领土野心、流亡者的政治伎俩和一系列的国际阴谋导致了安第斯国家之间严重的紧张关系”。

秘鲁在整个19世纪几乎与周边国家战争不断，包括年与哥伦比亚的战争、-年与玻利维亚的战争、-年反对智利的军事行动、年与西班牙的战争、-年的太平洋战争等。

秘鲁基本上在所有对外战争中都失败了，每次军事失败不仅带来领土的损失，还有民族自豪感和国家凝聚力的衰减。秘鲁对外战争屡屡失败成为导致国内政局动荡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年太平洋战争失败带来了智利军队长期的入侵占领和经济凋敝的局面，这对秘鲁现代化进程造成了破坏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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