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的地位在18世纪的法国愈形升高。这种现象显示，众人对个人身份认定的源头，以及个人与家庭的冲突越来越感兴趣。当然，这些小说的内容并不仅限于父子之间。若安·德·让的研究即曾显示，17和18世纪之交的女作家们，如何将她们对婚姻一事的疑虑－一婚姻，系作为一种社会契约而成就，或为实践个人理想而结合，两者之间所产生的各种冲突一一化做笔下的小说世界。在这些作品里面，问题所在，不是严苛的父亲，而是霸道凌虐的丈夫，以及站在他那一边的不公平的法律。

同样地，18世纪后半期最受欢迎的小说家之一，西科邦尼笔下所扮演的暴君角色，也属丈夫与情人一一而非父亲－一行使暴虐的权威，施与专断的压制。男人“扮出一副好像生来就是强者的姿态，专门为指导、供应、保护那软弱、胆怯的女性。殊不知一直以来，正是他们自己不断地侵袭女性，硬要她们胆怯，并借由她们的软弱获取利益”。女作家先后发难，一波又一波抹杀父亲角色的趋势，也许可推葛拉芬妮脍灸人口的作品为极致－《一名秘鲁女子的书信》。

书中主人翁紫利亚是一名印加女祭司，先后落入西班牙人与法国人之手。女主角紫利亚感情生活的中心，是她的“兄弟”阿哉，而她就是在两人原定成婚之日被掳。紫利亚的一生，是一个活在传统家庭模式之外的女人；自阿哉弃她而去，改投另一个没有乱伦关系的西班牙基督教婚姻之后，她就拒绝嫁给任何男人。18世纪的女作家们，似乎将法律与丈夫一一而非父亲－一一视为一体，对父权一事似乎不大放在心上。众人对家庭冲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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